本报讯（光明新闻记者 熊丹丹 通讯员 黄敏 黄杨慧 文/图）7月13日，“光明大讲堂”第318期活动在光明区图书馆总馆一楼报告厅举行。本次活动邀请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阎昱昊，以《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“四大发现”与中国文史学术转型》为题，深入解析了殷墟甲骨、居延汉简、敦煌遗书、明清档案这四组珍贵文献，带领听众回望了近代学者在文明危机中抢救文化遗产、重建学术体系的艰辛历程。

“为何要将20世纪初的这四大古文献单独拎出？”阎昱昊以这一问题开篇，引发听众思考。他援引《中国文物报》的评价佐证其分量：“四大古文献的出土与发现，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、学术史上的一场盛宴。”他进一步追溯，王国维早将这四大发现与“孔子壁中书”“汲冢书”并列为“汉代以来中国学问的三次最大发现”，足见其在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地位。

接着，阎昱昊详细介绍了中国古文献“四大发现”的内容。他从殷墟甲骨讲起，提到1899年王懿荣从中药“龙骨”中偶然发现甲骨，经后期考证与科学发掘，不仅证实了殷商的存在，更印证并完善了《史记》等传世文献。随后，他逐一讲解居延汉简、敦煌遗书、明清档案的发现、抢救历程及学术价值。他的讲解既有对古文献的内容详解，又涵盖对背后学术观念、研究方法的解读，帮助听众清晰认知四大古文献的含义与意义。

谈及中国古文献“四大发现”的重要性，阎昱昊从史学从业者视角指出，其与中国文史学术的转型密切相关。这种转型包含相互交织的三方面。一是学术观念变革。传统史学不关注边关士卒等“无名之人”。晚清以来学者受到西方近代学术观念等因素影响，如梁启超在《新史学》中评判传统史书过于关注帝王将相，主张历史学应关注国家进步与历史发展，其“新史学”观念影响深远。王国维的“二重证据法”结合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，更新了上古史研究观念，如今已成学界常识。二是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建立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导的殷墟考古（1928-1937），突破“仅求甲骨文”的局限，纳入地层学、器物分析的研究方法，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。三是学术合作与竞争意识觉醒。敦煌文书流散让学者意识到掌握学术研究自主性与话语权的重要性，1930年居延汉简的中瑞合作考察，将考古文物的发掘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便是例证。

在互动环节，听众踊跃发言，提出了“流失国外的四大发现古文献目前能否被我们研究利用”“为何当代对中国古文献‘四大发现’的解读较少”等问题，阎昱昊进行了细致解答。